布莱尔先生还是那样不知疲惫。
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出发，纽约肯尼迪、东京成田、上海浦东……不同的终点，同一个话题：如何打破气候变化谈判僵局，如何让世界可持续发展——尽管自2008年以来，这些航线之下，金融海啸滔天。
“关键是能否在危机中抓住机遇，投资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。否则一旦世界经济再次复苏，我们将跌回到原来的老路上，面对更加严酷的问题。” 这位英国前首相，全球政治精英之一在上海接受了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专访。
2008年10月29日下午4时，在与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进行了长时间会面后，略带疲意的他下榻酒店房间内，开始了本次专访。这也是今年3月他接受本报采访后，再次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。
在专访中，他也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形势和新全球监管机制发表了看法，他认为要建立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、具有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金融监管机制，“因为改革的关键是加强监管，但是要理性，不能因此抑制企业的创新”。
本次来沪，布莱尔是作为摩根大通顾问，与李光耀、舒尔茨和基辛格共同前往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摩根大通理事会，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解决之道。
机遇
《21世纪》：你怎么看待欧盟最近提出的，要求建立新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的要求？
布莱尔：其实，我认为人们所谈论的，是要求建立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、具有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金融监管机制。
战后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切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，但是它崩溃了。所以我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加强监管，但是要理性，不能因此抑制企业的创新。新的监管机制应该考虑符合美国、欧洲和中国等多种经济体的需求。而中国今后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《21世纪》：你认为以国际贸易为视角的能源消耗与气候变化争议，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打击的形势下，是否会变得复杂化？
布莱尔：或许会，这是个问题。但是我认为关键是能否在危机中抓住机遇，投资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。
从另一方面，也应该看到，虽然全球出现经济放缓，但是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加，一旦世界经济再次复苏，我们将跌回到原来的老路上，面对更加严酷的问题。
《21世纪》：由于发展全球低碳经济，涉及到市场失效和公共产品范畴，你认为未来的碳交易市场、环保技术市场和清洁能源市场，与传统的市场概念有何不同？在市场准入和相关规则制定方面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协调机制？
布莱尔：是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市场体系和碳排放交易制度之间，建立必要的联系。同时，也需要将这些机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家建立联系。
合作
《21世纪》：我们知道，你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气候问题的政治议程，并希望为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一个全球协议。在这个问题上，“贡献”、“责任”和“利益”是不能回避的，你认为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：政治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如何实现？两者需要平衡么？
布莱尔：我认为，这首先需要在美国和欧洲建立减少碳排放的碳交易市场机制，在发展中国家，如中国，已经开始建立了降低能源消耗的计划。我们所做的是调动各方积极性，达成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协议。
为此，我们需要确定非常具体的目标，科学技术手段将为我们提供分析和度量的尺度。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可能占到20%-25%，我们需要和中国、印度进行分析和协商，确定他们将承担多少比例的碳排放责任。
《21世纪》：这是否意味着要达成协议，需要在G8、G20 和联合国之间进行协调？
[1] [2] 下一页 |
